狂飙运动对德国民族意识觉醒的促进作用

大约在距今一千年以前形成了德意志民族和德意志国家，这个民族最初由各个日尔曼原始部落构成，在民族大迁徙中逐渐由东方移居到现在的德国领域之中。

公元纪年前后，日尔曼部落在与古罗马帝国的连年征战当中走上了文明开化的道路，而现代德国的雏形源于由加洛林帝国分割而出的东法兰克王国，直到962年，鄂图一世被罗马天主教会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但在此后的封建化过程中，德国渐渐走向了分裂。

十八世纪的后期，经过三十年战争，皇权彻底地旁落，经济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德意志在经济上从三十年战争的后果中恢复元气，差不多费去了二百年的时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从政治上保证了大小封建诸邦和自由帝国城市的主权，导致了国家政治上的分裂，随之而来的是经济上、社会和宗教的严重隔阂。

当时的人民民族感情还极为淡薄，“只认为自己是巴伐利亚人、汉诺威人、萨克森人、黑森人等等。只有在外国旅行时，他们才说自己是日尔曼人。……”正当此时，德国文坛上却爆发了一场情绪激昂的运动，这就是狂飙突进运动。

十八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文坛上包括青年歌德在内的一批血气方刚的年轻文人不甘于忍受旧的传统和陈规的束缚，发出了反抗的吼声，掀起了德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大潮。

他们的口号是弘扬“天才”（Genie）、争取独立性。意思就是不需要什么都学习外国的东西，不必言必称希腊罗马，更不必唯法国人马首是瞻。独创性、民族性才是一个国家文学最根本的命脉，由此他们将矛头直接指向了莱辛所为之奋战的古典主义诗学理论和巴洛克时代的戏剧。

他们认为，这些理论由于过分地强调理性，强调超个性的准则，与近代文化要求个性的潮流相背离，已经成为了德国艺术发展和文化前进的绊脚石，必须立即将之从德国文学中清除出去。

“青年戏剧家克令格尔（Friedrich Maximilian Klinger，1752———1831）的一出名叫《狂飙突进》（Sturn und Drang）的戏剧，恰如其分地反映了这种情绪和气势，后来就被用作这个运动的名称。”

狂飙突进运动认为，过去的诗学过分于强调规则的重要性和普遍性，而事实上创作的意义远远超过了陈规，规则之于文学创作，犹如拐杖之于瘸子，其实乃是天才的牢笼。

由此，它提出了德国启蒙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缺点：自满的理性主义。

这种理性主义被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年）认为是冷酷的。因为人本来是善良的，社会、哲学和技术这些人类理性的产物败坏了人的本性；在理性统治下，一切原始的、自然的都被整齐划一的要求所扼杀。

受卢梭影响，狂飙突进运动的年轻人们不是“追随艺术的古典原则和古典模范，而是公开赞扬尊崇自然的艺术优点，赞扬想象、直觉和‘天才’，他们相信自由———这也许是没有序但却令人兴奋。”

与启蒙运动相比，狂飙突进运动的参与者们并未放弃理性，且都对“新的”社会充满期待，传统虽然仍旧在起着作用，可是从未来出发，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并没有看到多少积极的东西，因此必须超越它。他们都崇尚宽容，向往自由，能够容忍不同生活和世界观并存。

但是与启蒙主义者提出的世界主义，承认“世界公民”相反，受赫尔德的影响，狂飙突进运动却渐渐远离了世界主义，慢慢发展成为了一场以情感对悟性、以非理性对理性、以内在生命力对外在形式的思想解放运动。

它使德意志文学慢慢摆脱了外国文学的约束，成为德意志民族文学正式诞生的标志。

作为这场精神独立运动的先驱，赫尔德在其中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在他的推动下，狂飙突进运动追求文学独立，希冀建立真正德国本土民族文学的诉求和当时广大德国人民盼望国家统一、民族独立的情结完美的契合在一起，极大地唤醒了德国普通民众的民族情绪，促成了德国民族意识的觉醒。

约翰·哥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1744年8月25日生于东普鲁士莫侬恩（Mohrun-gen），就是现在波兰德莫拉格（Morag）。

1762年，赫尔德到可尼斯堡，拜康德为师学习神学和哲学。1769年，开始游历法国，他的《1769年游记》（Journal meiner Reise im Jahr1769）在他死后的1846年方才出版。

1770年，赫尔德与歌德在斯特拉斯堡相遇，他们共同推进了狂飙突进运动的发展，而青年歌德在诸多的创作当中也是受到了赫尔德的直接影响，比如《少年维特之烦恼》、《铁手骑士葛兹·封·勃利欣根》、《普罗米修斯》等。

作为狂飙突进运动的精神领袖，赫尔德的思想理论也被奉为该运动的精神圭臬。在运动过程中，赫尔德发现了民族（Volk）。他也是第一个采用“民歌”（Volkslied）这个概念的，用来泛指一切民间的创作。

他特别地重视民歌，并细心搜集和热心整理德国和其他各民族的民歌，编成了《民歌中各族人民的声音》（1779）。他认为民歌最能表达一个民族的历史和心态，除了荷马、莎士比亚等名家构成的传统外，还有一个丰富的民间文学的传统从古到今绵绵不绝。

赫尔德如此重视民间文学的创作，这就给狂飙突进运动的诗人们、文艺家们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一个不同于新古典主义和巴洛克风格的雕琢、浮浅的新天地，带他们进入到了一个新颖而多奇的灵感世界之中。

而这种提倡民歌纯朴、粗犷、自然、奔放、富有生命力的风格也汇入了狂飙运动的巨大声浪之中，对整个文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种关注的转移中，必然把人看作是日尔曼人，不是黑森人或图林根人或达姆斯塔特人。德国人民的自我意识始于‘魏玛’。”

赫尔德是坚决反对摹仿外国，尤其是反对低劣地摹仿法国文学和拉丁文学的，他把拯救德国民族文学不受到外国化影响的希望寄托在德国语言上，因为他认为：语言是造成人类的根本原因。

正因为有着不同的语言才有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之分。通过独特的语言以及与语言相关或者是语言的其他表现形式的习惯、传统和礼节的作用，民族群体有机地将这些独特的成分凝聚为一个整体，而不是简单地将他们聚合在一起。

于是产生民族群体间巨大的文化差异。德国民间诗歌之于德语，德语之于德国民族文学，德国民族文学之于德国民族，其重要性不言自明。

从温克尔曼、莱辛、赫尔德直至歌德和席勒，有感于当时德国四分五裂的疲弱状态，更使得一众思想家们都意识到了自己肩上的重任，他们也诉求于通过文化和语言的统一来达到统一民族的伟大使命。

从马丁·路德1517年发表《九十五条论纲》反对罗马天主教廷的横征暴敛，进而出版了德语《圣经》译本开始，德国开始被视为一个民族———德意志民族而存在于世界民族之林。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德国社会的进一步碎裂，无数的大大小小的邦国操纵着整个德国社会，人们忘记了自己还是个德意志人。

直到狂飙突进运动对人们思想的再一次冲击，才再次萌发了人们的民族意识，并呼唤人民回到德国本身的文化传统和文学天赋上来。

而当文化的民族意识和政治的民族主义相结合时，自然而然地引导人们保持和发扬本民族的独特文化，并进而追求实现民族、国家的真正统一，由此建立起在语言、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和谐恒等式，而这恰恰是德国式民族的根基所在。

最后，随着拿破仑战争的胜利，普鲁士统一了德国，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统一的德意志民族也就真正地宣告诞生了。

狂飙突进运动是一场德国青年知识分子反对启蒙运动盛行的乐观主义情绪的运动，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上的范畴，可称其为一场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在精神先驱赫尔德的推动下，极大地促进了德国民族意识的觉醒。

虽然由于它的对“巨人和坚强的人———Kraftkerl（强者）的信仰，他们表达了德国思想中的病态方面，它在后来的德国历史中将悲剧性地再次出现。”⑥但无可否认的是，狂飙突进运动在整个德意志民族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内质性和文化动力上的影响是显而易见且确证无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