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大赋的发展历程

汉大赋（新体赋）兴起于汉初，衰落于汉末，历时四百多年。汉大赋是汉赋的典型形式。汉大赋用反复问答的问答体形式，以铺叙渲染帝王、贵族生活为手段，以微刺帝王、贵族淫奢为旨归，结构宏大，铺陈渲染了大汉帝国无可比拟的气魄与声威。

发展过程

西汉初期

这时期的赋在形式上近于屈、宋一体，通常称之为骚体赋。骚体赋抒情浓郁，句尾多缀有“兮”、“些”等楚地方言调节音韵，实际上是楚辞的发展和变种。因此汉代人常把它的产生发展同楚辞紧密相连，称为辞赋。骚体赋的代表作是贾谊的《吊屈原赋》和《鵩鸟赋》。《吊屈原赋》作于他出任长沙王太傅途经湘江时，内容是借哀悼屈原的遭遇来发泄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艺术上激昂感愤，余音浏亮，风格近似屈原的《离骚》和《九章》。《鵩鸟赋》在感伤身世的同时表述了一种人生祸福无常，故应“生不足悦，死不足患”，“知命不忧”的思想。艺术上采用人禽问答的结构方式和大量铺陈手法，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预示着新的赋体形式即将产生。

西汉前期至东汉中叶

这时期的赋随着枚乘的《七发》出现而分流：一是骚体赋继续发展，代表作为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等，但它的趋势是由强到弱；另一种是枚乘的《七发》，结构宏大，文辞富丽，标志着汉代散体大赋的正式形成。此后200年间，沿着《七发》的新倾向形成了以铺张描写为能事，追求形式主义的大波，出现了以司马相如、班固、张衡为代表的60多名辞赋家，约900余篇作品，使汉赋的发展达到顶点。其中枚乘的《七发》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以七事来启发太子，为他治病，从而批判了贵族腐化享乐的生活，提出了应用“要言妙道”从思想上治疗。

《七发》不仅影响到散体大赋的发展，而且在赋中形成了一种主客问答形式的文体——七体，在赋的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司马相如的名篇《子虚赋》、《上林赋》代表了汉代散体大赋的最高成就。这两篇赋虽非一时一地之作，但内容上前后相接，因此司马迁在《史记》里将它们视为一篇，称之为《天子游猎赋》。

内容上表现了汉代帝王的独特生活方式，有推尊天子、贬抑诸侯的倾向。这与汉帝国的国力强盛、天子独尊的经济政治形势是一致的，具有时代的规定性。赋的结尾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惩奢劝俭的用心，有讽谏之意。但由于作者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渲染贵族的宫苑之华丽和陈设之繁奢，因而它反而迎合了统治者好大喜功的心理。正如扬雄的评价，实际是起了“讽一而劝百”的作用。艺术上它铺排、夸饰，讲究声音美和字型的排列美，铺张扬厉，无个性特征。司马相如的这两篇作品对后世影响极大，后来一些描写宫苑、田猎、巡游的大赋都规抚它。

扬雄早年崇拜司马相如，曾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作《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为已处于崩溃前夕的西汉王朝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晚年对赋有了新认识，称其为“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并认为自己早年的赋也和司马相如一样，是“讽一而劝百”。

东汉末年

这时政治日趋腐败，社会动荡，战乱频仍，民生凋敝，因而歌颂国势声威，美化皇功帝业的冠冕堂皇的散体大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以讽刺现实、述行咏物为主的抒情小赋。代表作是赵壹的《刺世疾邪赋》。它抨击了东汉末年黑暗腐败的社会政治，表达了作者愤世嫉俗、不与世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和对现实强烈的反抗精神。

在艺术上，它指陈时弊毫不留情，嬉笑怒骂，具有强烈的讽刺性、现实性和抒情色彩。这类小赋虽数量不多，但它在赋的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赋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它经历了从骚体赋、汉大赋、抒情小赋三个发展阶段。题材上大致可分为5类：①以描写城市宫殿为主，如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等。②游猎类，以描写皇帝或贵族的狩猎为主，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长杨赋》、《羽猎赋》等。③记行类，以记叙旅途经历、见闻为主，如班彪的《北征赋》，蔡邕的《述行赋》等。④述志类，以抒发个人怀才不遇之情为主，如贾谊的《吊屈原赋》，班固的《幽通赋》，张衡的《思玄赋》等。⑤咏物类，以描写风云山水花鸟草虫为主，如马融的《长笛赋》，王褒的《洞箫赋》等。枚乘、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在文学发展史上被奉为汉赋正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