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散文中的自我形象

根据王阳明的散文，我们能够感受到王阳明的自我形象，通过这些自我形象，我们也能够看出王阳明的思想、性格特征。

“勇者”形象

所谓勇者，也就是狂者，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而使自己身心受损，因此，王阳明散文的“勇者”自我形象塑造体现出他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不在乎外在的荣辱得失，不在乎别人的诽谤和侮辱，仅仅根据自己内心的情感和良知来处理问题。

嘉靖七年，王阳明接受当年皇帝的安排，负责到广西省镇压当时的部分乱臣贼子所进行的叛乱，他上《处置平复地方以图久安疏》，在其中，他严厉地反对和讥讽了一些官员，“皆虞目前之毁誉，避日后之形迹，苟为周身之虑”，却没有考虑到自身的利益。

在这一时期，王阳明已经五十多岁了，却仍然具有着这样的尖锐的言辞。

通过古籍可以发现，王阳明从小的时候，就是一个说话算数、敢作敢当的男子汉大丈夫。而且，家庭因素也促进了王阳明的这种大智大勇的人格精神的形成。

王阳明的父亲王华曾经做官，他的言辞也是非常直爽的。王阳明也是受到了他的父亲的遗传，从而更加促进了他的不贪图名利、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的品格。

“隐者”形象

相对于王阳明散文的“勇者”自我形象塑造，就是王阳明散文的“隐者”自我形象塑造。这里的“隐者”并不是简单地回避世俗的隐者，而是负积极用世之意的隐者。

在王阳明前期的散文中，就能够体现出王阳明散文的“隐者”自我形象塑造。

在弘治十五年的《九华山赋》（王守仁，1992）657一文中，有下面的记载：“嗟有生之迫隘，等灭没于风泡；亦富贵其奚为？犹荣蕣之一朝。旷百世而兴感，蔽雄杰于蓬蒿。吾诚不能同草木而腐朽，又何避乎群喙之呶呶！”

这些文字充分体现出王阳明对于人的非常短暂的生命的感慨，显示出他消极厌世的情感。

在王阳明的散文的后期，他的思想开始转向圣贤之学，只读圣贤书，愿意做一个圣贤之人，展示出王阳明归隐田园的向往。

王阳明提出了良知说，在这一时期，是王阳明的思想最为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散文也非常深刻地体现出王阳明的归隐思想，其主要原因如下所述。

首先，王阳明试图通过归隐田园来自适并奉亲，自适是因为他非常讨厌纷繁芜杂的外界环境，非常不喜欢官场的种种不端行为，王阳明在官场任职，就肯定会经常受到各种各样的非难排挤，并且也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陷害。

通过王阳明前期的一些散文能够淋漓尽致地体现出这一点。例如，《九华山赋》中“又何避乎群喙之呶呶”，《对菊联句序》中“相与感时物之变衰，叹人事之超忽”。在正德十五年，王阳明所处的官场达到了令他生命非常危急的险恶状况。

其次，王阳明期盼能够在田园的生活中可以传道与授学。他希望能够摆脱繁杂的官场公务，能够一心一意去讲学。

他的确是要摆脱官场的限制和仕途的艰难困境，只是一心想着归隐田园，真正去欣赏自由洒脱的人生乐趣，在山清水秀的田园生活中施展自己的人生抱负，能够真正发挥出自己的才能。

但是，王阳明在追求一种心外无物的超然境界的过程中，却并没有忽视个人的人生重担。

他一方面必须准备着在朝廷需要他的时候能够随时出山为朝廷效力、为国家尽忠，另一方面，王阳明也会努力地为前来求学的士人讲学论道，来更好地最大限度的启发他们的良知，让他们能够具备坚定不移的求圣志向，实现自我的人生境界的提升，能够发挥出个人的真正作用，能够为国家尽忠，并且担负起拯救天下的责任。

“蔼者”形象

王阳明弟子徐爱形容王阳明说：“和乐坦易，不事边幅。”（《传习录上》）（王守仁，1992）

在王阳明散文中，能够非常清晰地体现出王阳明轻松亲切的一面，能够发现，王阳明并非一个古板的人，他也是非常风趣幽默的，体现出王阳明散文语言的幽默诙谐。

例如，《与安之》（王守仁，1992）中“近年篁墩诸公尝有《道一》等编，见者先怀党同伐异之念，故卒不能有人，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辞，虽有偏心，将无所施其怒矣。尊意以为何如耶？聊往数册，有志向者一出指示之。所须文字，非不欲承命；荒疏既久，无下笔处耳。贫汉作事大难，富人岂知之！”

友人请王阳明作文，王阳明感到非常抱歉，不能够答应其请求，认为自己的能力已经不足以胜任，从而不愿意也不能够写出文章，末了言“贫汉作事大难，富人岂知之”，将自己比作是贫汉，而将朋友比作是富人，也就是说，王阳明现在作文的困难，朋友是不容易真正地了解的。

文中的“将无所施其怒矣”也是非常生动诙谐的，是对那些“先怀党同伐异之念”者的一种幽默的讽刺。

王阳明在文中通过生动愉快的方式对友人进行劝诫。王阳明散文中体现生动幽默的地方不是非常多见，因此，王阳明散文的“蔼者”自我形象塑造并非明显，然而，确实是存在着的。

综上所述，王阳明是一个大思想家，他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力。

王阳明的散文思想也能够非常深刻地体现出王阳明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他非常强调文以载道、作文必须有感而发、散文必须简易淳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