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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为什么要倡导白话文

编辑:天下发布时间:2022-02-04

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题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这是白话文运动的公开信号。文中提出:白话文学为文学之正宗。这个纲领性的意见,很快就得到陈独秀、钱玄同等人的响应和号召。顺应着时代的背景和革命的浪潮,白话文运动以星火燎原之势在全国范围内扩张。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我国第一部白话文文章《狂人日记》,标志着白话文运动在文学领域的突破。此后,白话文全面代替了文言文出现在报刊、杂志等等文化的领域中,成为“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将我国数千年以来统治阶层的文言和思想垄断彻底颠覆。

胡适出生在清末的官宦世家,在家人的悉心培育下,从小熟读经史,十三岁便能做古文。在这样的环境下,胡适成年后却选择推广白话文运动。探究其中缘由,实际上,在胡适的童年教育中,便已经种下了白话文的种子,而在新时代的思潮和国外留学的“开眼看世界”过程中,这颗种子逐渐生根发芽,最终成为掀翻旧文言的参天大树

白话文小说的通读,使胡适很小便有了白话文的训练

童年乃是人生的重要阶段。人的品性在童年开始形成。我们长大后成为什么样的人,取决于童年时的所学与所为。——诗人夏巴尼

胡适4岁以前,得益于其父亲的悉心教导,他比同龄小孩更早地识字和启蒙。后来到私塾读书的时候,胡适就是其中的优等生。原生家庭的条件优渥,胡适的母亲每年都会多给私塾比其他孩子更多的学金,要求先生要将所讲的课文逐字逐句地将意思讲明白。因此,胡适的童年得到了优于旁人的学习资源。

胡适从私塾便已经熟读了四书五经,而且能理解其中的含义。但他却并不认为这能帮助他写作。他在自传《四十自述》中写道:“《周頌》,《尚書》,《周易》等书都是不能帮助我作通顺文字的。但小说书给了我绝大的帮助。”

胡适小时候就表现出对白话文小说的热爱,在9年的私塾时光中,他利用课余的时间就读完了30余本古代的白话文小说。又因为乡里的小朋友爱听胡适讲故事,又逼着胡适将读来的古文故事翻译成白话文。这种早期的训练不知不觉地影响着胡适,在他的心中种下了白话文的种子,是胡适白话文的启蒙。

胡适回忆道:我到离开家乡时,还不能了解《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好处。但这一大类都是白话小说,我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白话文的训练,在十几年后对我很有用处。

胡适在上海接受了新式教育,开始撰写白话文报刊

1904年,十二岁的胡适,便远赴上海求学。胡适在上海的求学时期,正好是新式教育浪潮的时期,他就读的三所学校,均是新式学校。刚到上海时,胡适就读于张焕纶创办的梅溪学院中,张焕纶是国内提倡新式教育最早的人之一。但不久后便因为不愿意去衙门考试而退学转投到澄衷学堂。

澄衷学堂是上海国人创办时间最早,声名最盛的近代新式学校。胡适在此读书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在学校中,他不仅刻苦学习,而且阅读了大量宣传新思想的进步书籍,如严复的《天演论》和梁启超的《新民说》等。读书之余,胡适还频繁参加各种社团活动。

在此期间,胡适受到了晚清文化思潮的影响,而其中影响最深的就是梁启超。后来胡适在《五十年中国之文学》中评价梁启超道:“梁启超最能运用各种字句语调来做应用文章,他不避讳排偶,不避长短,不避佛学名词,不避诗词典故,不避日本输入新名词。”

而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了新文学之八个要点:“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正是改良自于梁启超的思想。

1906年,胡适考取中国公学后,在朋友的劝说下加入了竞业学会为白话旬报作编稿,旬报的实质是宣传革命,故而使用白话文。清末的白话报不少,但大多昙花一现,而竞业旬报竟然幸运地坚持了长达一年的时间。

正是这一年的旬报编辑给了胡适总结发表思想和训练白话文文章的机会,从此白话文成为他的一种武器和工具,并为日后他倡导白话文运动奠定了基础。

胡适在《四十自述》写道:“白话文从此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

胡适出国求学,师从杜威学习实用主义哲学

1910年胡适结束了在上海公学教学的事务,同年考取了赴美留学生,在康奈尔大学选读农科。

1914年,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毕业,随即入研究院学习。次年9月,他离开绮色佳赴纽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研究部,主攻哲学,受业于杜威门下。

杜威是美国美国实用哲学的集大成者,被称为美国三大哲学家之一。他主张对世界的本原的认知是经验主义和认知论即是方法论的实用主义哲学,认为一切知识不过是人们制造出来用以应付环境的工具,思维是工具性的,真理也是一种人造的工具。哲学要从静观转为实用,关键是把经验加以合理化即方法论化。

这种工具主义的认知论对胡适的影响很深,甚至为他打开了文学革命的大门。如果说童年的白话文阅读和上海的新思潮影响使得胡适笃定文学的变革是势在必行的,但始终不得门而入。那么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则使他坚定地以白话文作为撬开文学变革的唯一工具。

胡适在留学的日记中写道: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

1916年,开始试作白话诗;次年,他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将这种实用主义哲学带到了中国,兴起了白话文运动。

胡适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的思想受两个人影响最大,一是赫胥黎,一是杜威。

胡适的文学主张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有着开创的作用。

白话文运是现代文学和文化全面走向现代化的开端,它打破中国文学孤立封闭的格局,建立了与世界文学的密切关系;它为白话最终成为中国现代民族语言奠定了基础,为当时正在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功劳。毛主席评价胡适: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学革命的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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