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国的佛教发展

辽国佛教基本上继承盛唐的教学佛教。早在唐朝唐武宗发动灭佛事件时因为河北诸藩镇不听从，大量僧侣与佛教文物流向河北地区，使得当地佛教文化蓬逢发展。

辽政权建立前，佛教已经传入。902年，在龙化州建开教寺，为佛教传入契丹的标志。

神册三年（918年），上京又建佛寺，佛教逐渐为契丹人所信仰和崇尚。

天显元年（926年）灭渤海后，俘渤海僧人崇文等57人至上京，又建天雄寺。此后，诸京和各州县也相继修建寺庙。圣宗以后，兴宗、道宗等都尊崇佛教，佛教大盛。贵族之家舍宅建寺，舍儿女为僧尼，向寺庙施舍钱财、田地、人户，建寺修塔，造像刻经，更为普遍。

938年辽国领有燕云十六州后，此地逐渐发展成佛教文化重心，到辽国晚期“僧侣、佛寺之数冠北方”。

寺庙势力急剧增长，自景宗以来，僧人多有被授予侍中、太尉、太保、司徒、司空者。兴宗时觉华岛海云寺僧人海山（郎思孝）被授予荣禄大夫、守司空、辅国大师；道宗授予惠聚寺僧法均（法钧）崇禄大夫、守司空，奉福寺僧非浊崇禄大夫、检校太尉等。

僧人有的甚至与皇帝诗文唱合或被赐与御制诗篇。海山与兴宗关系甚好，“兴宗每万机之暇，与师对榻，以师不肯作诗，以诗挑之”。道宗曾以诗赞誉法均：“行高峰顶松千尺，戒净天心月一轮。”

统治者的信仰与提倡，使佛教在辽国境内发展更快，道宗时甚至出现“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视发三千”的情况。

随着佛教的传播，由皇帝下令，寺庙校勘、雕印佛经和个人写经，集资刻经、印经等活动十分活跃。

辽兴宗时命人搜集各地佛经，自重熙至道宗咸雍四年（1068年），校勘雕印佛经579帙，收藏在南京清水院和易州涞水县金山演教寺等地，称《契丹藏》或《丹藏》。《契丹藏》传入高丽，后者据以对照宋藏、高丽藏，进行校勘后雕印成新版高丽藏，成为大藏经的较好版本。

1974年，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应县木塔）抢修加固时，于木塔四层主佛释迦牟尼腹内发现了一批辽代瑰宝，其中有《契丹藏》12卷，为研究辽代佛教传播、藏经雕印提供了珍贵资料，也为研究辽代造纸、雕版印刷技术提供了实物资料。木塔发现的《契丹藏》是圣宗时雕印的，可见整理、校勘、刻印大藏经的工作早在圣宗时就已经着手进行了。

山西应县木塔佛像中发现的丹藏、佛经及佛画，以及河北丰润天宝寺塔发现的佛经，内蒙古巴林右旗释迦佛舍利塔中发现的佛经，都堪称佛教艺术瑰宝。

辽国完成以《大般若经》为首的主要佛教石刻，于辽兴宗时期出版的《契丹大藏经》，其地位仅次于宋朝宋太祖时期开版《蜀版大藏经》，在佛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随着佛教的传播，语言文字学也得到了发展。为了解释佛经音义，燕京崇仁寺僧人希麟按唐僧慧琳《一切经音义》的体例，为《开元释教录》之后新译的佛经作音注和义释，撰成《续一切经音义》10卷。此书由辽传入高丽，再入宋，宋刻入藏，后传入日本，对佛教的传播和文字训释裨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