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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禧的散文创作

编辑:天下发布时间:2022-02-04

魏禧论文主张经世致用,积理、练识,他长于策、论等以广大胸怀而谋天下之事的文体,同时对其它文体的创作也都有所心得,并且写出了煌煌百万字的作品。

魏禧四十岁始游历大江南北,所至结交皆明遗民。康熙十八年诏举博学鸿儒,禧以疾固辞。两年后死去。禧早年有志仕进,且富谋略,论事纵横排挤,策划卓有经纬。甲申乙酉后,一变初衷,自以病放废山中三十余年,对清王朝始终持不合作态度,表现了对故国始终不渝的感情。以归隐和游历为标志,魏禧散文创作,可分三个时期,各有着不同的特点。

开始,治四书,则求其意义广博而喜议论。认为文旨惟经义可以无所不尽,致力论策制科,并以余力间为杂体,于经义外,搜览诸子史汉唐宋大家及其他杂艺之文,尤好《左传》和苏洵的文章,为文崇尚雄健。其制艺不模仿先辈,多宏肆浩瀚之文,几同于论策。同时,他又认为文不必求工,只求不湮没论点,“使无遁理而已”(清道光二十五年易堂版《宁都三魏全集.魏叔子文集》卷首《自叙》)。

及至隐居后,尽弃时文,为古文辞,方更讲求文章法度,于是能自削议论之繁博而精杰益出。游江淮吴越间,则多烟波呜烟之作,有一唱三叹之声,又几近欧阳修的风格。然而精悍之气,逼出眉宇,仍不可驯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古文一脉,至清初“学者始复讲唐宋以来之矩矩矫”,而汪婉与“宁都魏禧、商丘侯方域称为最工。然禧才纵横,未归于纯粹”,虽对禧有微词,但却也精当地指出了魏禧陶铸百家、兼收并蓄的文风。

魏禧长于见识议论及有意于用世的写作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论说策议中。其短篇史论,尤有特色,抓住一人一事,览古鉴今;笔力挺变,尺幅中如有龙蛇不可控攫。如《留侯论》踔厉风发,堪与苏轼相敌;《伊尹论》赞吊民伐罪而不拘君臣之序,洗发剀切,逻辑严密;《陈胜论》驰骤顿挫,一语破的;《晃错论》千委万曲,辨析精详;皆各得其妙。

魏禧散文中更著名的是传记文,通过作传涉及到社会生活许多方面。他描绘过明季酷烈的朝政;对大吏贪纵、小吏肥俊削、细民无依、官逼民反的阶级矛盾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主要是他深抱亡国之痛,为抗敌殉国和坚持志节之士作传,如《江天一传》、《明御史何公家传》。

有些传记写山林隐逸、侠客壮士的义行异事。如《高士汪风传》、《大铁椎传》,题材不同,一系行踪飘忽,清高磊落的隐士,一系勇武非凡,不为世用的力士。魏禧既推崇前者耻于事清的操守,复将后者比之博浪沙椎击秦皇的侠客。其写作用意是显而易见的。他如《卖酒者传》、《瓶庵小传》、《独奕先生传》、《谢廷诏传》等,记述某些市井奇人的所作所为,寓意精深,饶有情趣。总之,他的传记文风格多样,章法不一,最能表现他师承古人而不依傍古人、文随意尽、善变为法的创作态度。

魏禧的叙记文也常写遗民志士,哀“贤人凋丧,同志寂寥”,感慨激昂而又低回往复,兼有欧、苏之长。他于哀情文主张文贵质朴,不必以痛哭见哀;以为韩愈《祭十二郎文》工于文而情以微。因而他以叙事为抒情,如《哭莱阳姜公昆山归君文》,情事惝恍,缠绵悲怆,即体现了这一特点。魏禧叙记文无论状物写景,叙事记人,都显得摇曳生姿,意味无穷。

他的《吾庐饮酒记》、《白渡泛舟记》情景交融,清新委婉,旨趣潇洒。《宛臬记》斑驳奥秀,酷似柳宗元山水记。《翠微峰记》以叙事为山灵添色。《吾庐记》以记人使题旨生辉。魏禧还有大量画记,不仅描风镂影,且以议论画意取胜。《燎衣图记》细碎叙写而钩连绳贯,笔笔变化,无一雷同。著意处如画龙点睛,不著意处似颊上三毛,神态自现。《画猫记》感而讽之,取喻刻深而转折无迹。魏禧叙记文能将寻常题材写得不落俗套,往往得益于议论,翻空出奇,令人耳目一新。

魏禧散文创作,不断取得蜚声文坛的成就,这和他的日臻完善的古文理论是分不开的。其中有些观点,至今不失为真知灼见。他认为“文所以可传,中必有物。” (《日录.杂说》)他不仅批评为文不顾法度、师心自用,如野战无纪之师。且又反对株守古人之法而“中无所有”,指出要合古人之法而不效优孟衣冠,知文章之法有常有变。

“伏应断续”是常法;为文者“中有所得”,兴会所至,得意疾书,不汲汲于常法而能自合于法度,是以善变为法。法之常可学,法之变须从“文外求法”,加强思想文化修养,方能“神而明之”。为此,他依据明理适用的易堂学旨,提出“积理”、“练识”的辩证主张,认为积“理”可使“识”不堕入嗜新逐异;“理”若未明,又应着重练“识”,其须考察“市侩优介大猾逆贼之情状”(《宗子发文集序》)。

这样,“理”,才不致空疏无用。魏禧的观点代表了清初文论中理识法相结合的倾向,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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