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褒的后世评价
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一改西汉前期的黄老无为政治而为尊儒的多欲政治，对外用兵，对内兴作，好大喜功，风气侈靡，固然成就了一代鼎盛辉煌，也为赋体文学的创作繁荣提供了丰饶的土壤，但是毕竟付出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经济濒于崩溃的沉重代价，故而昭帝即位后，复行无为政治，与民休养生息，于是赋坛相对沉寂了一个时期。
到宣帝时，一方面数审诏公卿大夫务行宽大，顺民所疾苦，使国家出现史称中兴的景象；一方面又重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
王褒是这一时期艺术上成就最为突出的赋家。他的赋《汉书·艺文志》着录有十六篇，但是流传至今的只有存于《汉书》本传的《圣主得贤臣颂》，存于《艺文类聚》的《甘泉宫颂》，存于《文选》的《洞箫赋》，以及存于《楚辞》的《九怀》等。
王褒是汉代最具有文学情趣的赋家。他的赋往往并不追求政治上的讽谕规诫，而是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显现出唯美的辩丽可喜，娱悦耳目，有鸟兽草木多闻之观的纯文学属性，因此不符合当时儒家言志尚用的标准，但却更具作为语言艺术陶冶性情的审美价值。这从《汉书》本传所载：太子体不安，苦忽忽善忘，不乐。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使得太子疾平复，可见一斑。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人类的精神需求、美感享受也必定趋向更加丰富的多元化。
其实早在春秋后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已经注意到了这点。他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着名论断就是证据。从这一意义上讲，王褒赋所自觉表现出的唯美意识，不仅在当时赋坛独树一帜，而且符合文学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洞箫赋》可以说是王褒美赋的代表作。
此赋在艺术形式上采用骚体，但内容却并非贾谊以来抒发忧思悲慨的缘情，而是细致描绘洞箫的体物，完全是大赋的格局，庶几可以标明汉代骚体赋终于完成了由辞到赋的转化。同时这种独特风格的骚韵大赋，又不以叙客主为首引，虚构人物，进行问答，而是开始即对所咏之物直接描绘再现；也不在卒章显其志，着意规诫，劝百讽一，而是意在表现小小洞箫的竹质、制作、声音、功效，从外形到内理，音容体貌无不生动毕见，美轮美奂，自然地流露出作者对美好事物的赞叹爱赏。另外，在语言上也不是散韵分离，堆垛奇字，而是始终用韵，音调和美，而且铺排之中，多用精巧骈偶。例如描写洞箫竹干：托身躯于后土兮，经万载而不迁。吸至精之滋熙兮，禀苍色之润坚；感阴阳之变化兮，附性命乎皇天。……朝露清泠而陨其侧兮，玉液浸润而承其根。孤雌寡鹤优乎其下兮，春禽群嬉翱翔乎其巅。秋蜩不食，抱朴而长吟兮；玄猿悲啸，搜索乎其间。处幽隐而奥屏兮，密漠泊以猭.惟详察其素体兮，宜清静而弗喧。……
可谓钟天地自然之灵秀，秉性素洁而清静，恰是极佳箫材。用笔精细，颇具诗情画意。凡此种种，都和司马相如所定型的散体大赋区别明显，表现了艺术上难能可贵的创新。咏物赋最早起于荀卿的《云》、《蚕》，但词既简略，又多隐语，只是初具雏形而已。晋代葛洪《西京杂记》虽说过景帝时梁孝王曾使枚乘作《柳赋》，路乔如作《鹤赋》，邹阳作《酒赋》，公孙乘作《月赋》，羊胜作《屏风赋》，而且其中《柳赋》、《鹤赋》、《月赋》、《屏风赋》还载在《古文苑》中，但是历来都被怀疑为伪托，不足信。因此，《洞箫赋》实为当下所能见到继荀卿之后完成咏物赋体的第一篇。这不仅丰富了当时已露式微的大赋，而且对后世咏物文学也都影响深远。
后世影响
王褒和他的作品对后世是有影响的。明代杨慎不仅在他编辑的《全蜀艺文志》里选有王褒的作品，还专门作了《王子渊祠》诗，诗云：“伟晔灵芝发秀翘，子渊擒藻谈天朝。汉皇不赏贤臣颂，只教宫人咏洞萧。”该诗用比喻的手法，赞誉了王褒的才华：文采秀发，擅长辞赋，谈耀一代；全诗对王褒表示惋惜，对汉主予以讽刺。
历史评价
王褒早年的经历，我们不大清楚。汉宣帝时，由于宣帝喜爱辞赋，先后征召文学之士刘向、张子侨、华尤、柳褒等待诏金马门。王褒也得到益州刺史王襄的推荐，被召入京，受诏作《圣主得贤臣颂》。宣帝令他与张子侨等一起待诏，多次带他们田猎，经过宫馆，便命他们写作辞赋以为歌颂。不久，将他提拔为谏大夫（秩比八百石，低于县令）。
后来，听说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宣帝命王褒前往祭祀，结果病死于途中。由此可见，王褒的仕宦经历比较简单，主要是充当皇帝的文学侍从，未见有何作为。这种经历，使他很难具备司马相如那种独立不羁、超凡脱俗的胸襟和气魄；但他毕竟摆脱了拘守一隅的局限，走出了巴山蜀水，因而眼界还是比较开阔的。
总之，作为一个着名赋家，王褒没有司马相如那种磅礴的气势和批判精神，无法达到相如“广博宏丽，卓绝汉代”的巨大成就；但他善于观察生活，善于描写那些独具特色的事物。在汉赋的题材开拓、手法创新和语言锤炼等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仍然不愧为一代名家。他那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乃是巴蜀人民乐观开朗性格的外在表现，在巴蜀文学史上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