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炯的仕途经历

编辑：天下发布时间：2022-02-04

自古英雄出少年，少年英雄难善终。神童亦然。能健康成长、有所作为的神童确是少数。

杨炯便属于能善始善终的少数。杨炯与王勃同年，生活在秩序混乱的高宗、武周时期，也曾被卷入政治纠纷，多年不得志，卒于七品县令，但他能在曲折、复杂中挺立不倒，最终因善政而被地方百姓供奉千余年，可谓传奇。

杨炯出身华阴的弘农杨氏，汉代以来就是望族，出重臣、多位后妃（武则天的母亲、杨贵妃等）、文学名士（甚至还有女诗人，如杨炯的侄女杨荣华）。杨炯祖父的兄弟几房皆有达官要员，但其祖父、父亲无官职，故杨炯自述“吾少也贱，当不为虚盲”。

十岁时，神童举及第。唐代对神童有明确地界定：“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敬》《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次年被任命为弘文馆待制。“待制”是指等待诏命的官员。太宗设立，五品以上的京官每日在中书省、门下省值班，以备皇帝诏用。高宗始，增补了弘文馆学士在武德殿待制。杨炯稚龄初及第，被受以待制，亦相当于虚职，点卯、领薪而已，无官阶品级。

真正步入仕途时，杨炯已经27岁了。公元676年，杨炯制举登科，补授为校书郎。制举又称特科，不定期，皇帝临时决定考什么，亲自主持，及第后不需等待吏部遴选，直接授官，姚崇、张九龄等人皆出于制举。参加制举考试，一般需要官员举荐。

杨炯待制16年，获得官员推荐不是难事。秘书省和弘文馆都设校书郎职位，王昌龄、白居易、元稹、李商隐等担任过秘书省校书郎，杜牧担任过弘文馆的校书郎。杨炯的校书郎应在弘文馆。

九品的官位上又坚持5年，机遇巧合他才被提升。永淳元年（公元682年），“（高宗）以关中饥馑，米斗三百，将幸东都；丙寅，发京师，留太子监国，使刘仁轨、裴炎、薛元超辅之。”在裴耀卿整顿漕运、江浙米粮无法直抵长安前，高宗、玄宗数次因为关中饥荒而去洛阳。

此时的太子是继李忠、李弘、李贤之后的李显（原名李哲，即唐中宗）。中书侍郎薛元超举荐杨炯、崔融等为崇文馆学士，又迁詹事司直。崇文馆是太子读书处，亦为皇家图书馆，属于东宫管理。詹事司直负责太子东宫人员和兵卒管理。官阶虽为七品，但职位重大，属太子嫡系人马。杨炯对薛元超的知遇之恩投桃报李，写下《庭菊赋》，以秋菊之高洁赞美薛元超的品质。

杨炯文名恒赫，求文者络绎。现存的文章46篇中，27篇都是为死者写的神道碑、墓志、行状、祭文等，可窥彼时求文之盛况。升职后，他的交游更广泛了，与之唱和的达官显贵为数不少，其中不乏要职人物，如殿中侍御、中书侍郎、司空等。对这些高层应酬，杨炯也比较陶醉。他传世的33首诗作中多篇为官场应和之作。

可惜好景不长，公元685年秋冬之际，由于受到堂弟杨神让参与徐敬业扬州兵变的株连，杨炯被贬到四川梓州任参军。武后称帝的天授元年（公元690年），他才被赦免回洛阳，派遣到教授宫人文化的习艺馆任职，与宋之问为同事。

宋之问苦心“隐居”十五年后才得到这个九品的职位，而杨炯混迹官场30年又被打回到九品之职。两位年龄相当、明珠暗投的才子结为好友，“同趋北禁，并拜东堂。志事俱得，形骸两忘”。杨炯离开洛阳去盈川赴任时，宋之问为其践送；盈川任上辞世后，宋之问为其撰写了祭文，“生平之言，幽显相托”，完成了好友的遗愿。

杨炯与同龄的王勃关系也不错。初唐四杰中，卢照邻、骆宾王比王勃、杨炯年长约二十岁，杨炯和王勃关系较为密切。虽有所谓杨炯就四杰排序说过“愧在卢前，耻居王后”的传言，但学界考证，王勃被逐出沛王府去四川游历时，杨炯入蜀探望过他；王勃杀官奴遇赦被贬回家乡后，杨炯与进士及第的沈佺登门拜访。王勃死后，杨炯为其文集作序。

与王勃一样，年轻时杨炯也不免轻狂，尤其久居人下、怀才不遇时，对那些文采不及者更难免出言不逊，将朝中大臣比喻为杂耍中装扮为麒麟的驴子（麒麟楦），说他们“无德而衣朱紫”。

但总体而言，如裴行俭所说：“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杨子沉静，应至令长，余得令终为幸”，杨炯在四杰之中被评价为“沉静”，也算善终。